在PC互联网时代，如果一个创业者去见投资人，会遇到一个永恒的问题：BAT看中了你的领域怎么办？在没有边界的年代，后来者似乎也看不到希望。
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已经很少有投资者会执着于这个问题。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无垠生态，而今日头条、拼多多、快手等小巨头的崛起，则充分说明只有善于“造风”的创业者才能活下来。尤其是拼多多，它看起来比较小，看起来无法规模化，但是它抓住了下沉市场的需求，一大批隐蔽的消费潜力被激活，平台的可能性也迅速被放大。
总体上来说，新消费平台的机会，要从供给端两手抓，通过规模经济，以及产业链的重构才能与新品牌利益一致，从而形成护城河。对消费品企业来说，往往需要从产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整个产业链，打破固有的旧模式，提升效率才能建立壁垒。
10月3日，有二十七年历史的广东惠州三星电子正式解散，新的代工厂将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和印度。惠州三星是三星手机在国内的最后一家代工厂，此前，深圳和天津的工厂也分别在2018年前后关闭。事实上，不仅仅是三星，早在几年前，越南已经取代中国，成为耐克运动鞋最大的代工国。
代工产业转移的背后，是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、劳动力成本，以及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。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始受到挑战。
失去外贸订单后，工厂里还剩下什么？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外环外的一家制衣厂厂长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，即使是处于郊区，其人工成本也面临增长的压力。“像很多羊毛衫的生产，我们都是人工织，光这个成本就两三百。前十年我们是给品牌代工，后十年还是想走品牌化的道路。”
过去几年，这家工厂的服装自建品牌一直没有起色，在进驻商场、线上开店等方面做了很多尝试，但收效甚微。高风险与高成本，成为制约传统制造工厂品牌化的障碍。以一只市场价40美元的罗技鼠标为例，罗技公司从品牌和设计环节获得了8美元的利润，有芯片技术的零件供应商取得了13美元的收益，而位于中国苏州的罗技鼠标装配厂却仅仅只分享到了3美元，占整个零售价的7.5%。
在孚日家纺工厂里，三四百块出厂价的毛巾，贴上大牌品牌之后，立马成了5000块的奢侈品。一边是中国工厂遭遇品牌商的剪刀差，一边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广大的消费群体：Costco入华开业就被疯抢到限流，马斯克加速在上海开建特斯拉唯一一座海外超级工厂，以及拼多多4年超5亿消费者的超高增速，无一不证明着，这一市场还有着巨大的空间。据《经济学人》预计，到2020年，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级——数量超4.7亿。
在这片蓝海下，与其“追风”不如“造风”，品牌化、数字化是中国制造业唯一的出路。新一轮工业革命趋势下，也倒逼整个传统制造业进行变革。好在无论是阿里巴巴、京东、严选还是拼多多，都已经在向产业链下探，从最深层次的解剖面来为“中国制造”输血。挑战很大，机遇同样很大，有没有机会抓住跨越风险和机遇的桥梁，将是中国工厂集体面临的考验。